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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教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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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天这个时代，今天的中国和世界，要求我们有新的认识和理解，这是我们做好教育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学基础，因此，我想讨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当下时代的特点及其要求，二是我们的认识，最后落实于我们应该如何做教育学研究。

关于第一点，我想借用狄更斯《双城记》中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来描述眼下的世界形势。当前的国际形势的确是乱象丛生。其实在2019年之前就已经开始，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欧洲各国民粹主义高涨，以及刚刚结束的极度分化的美国总统选举。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实质上大体一致。虽然直接原因看上去是利益之争，但实质是西方社会特点所致。对非西方的态度，尤其是对我们的围堵实际是延续了其百余年来的传统。在美国，从19世纪的马汉(Alfred T.Mahan,1840-1914)到近年过世的亨廷顿(Samuel , 1927-2008)和在位不到一个月的蓬佩奥(Mike Pempeo, 1963-),学界政界，一脉相承。反映的本质上是西方文明对于其他文明的霸道和敌视。

种种现象因新冠疫情而变得复杂化，也更加昭然若揭。至少有几点可以观察到：首先是几百年来西方文明的力量成为强弩之末，恶化现象及虚伪性暴露无遗，很大程度上已失去自我调试和修复的能力。其次是在其处于发展困境之时，仍强烈拒绝学习和尊重他人。相反，甚至变得更为激进，更具侵犯性。再次是对于我们来讲，尤其是精英阶层，这是个很大的提醒：我们需要对于长期以来所认为的先进文明文化做进一步审视。这一点很重要，也很不容易。我们由于后发，加上长期西式教育的熏陶，有意无意地用其经验和做法做参照，甚至为标准，思想上形成了定势，甚至为其所控制，即文献中所谓的被俘虏了的头脑(the captive mind)。我们必须从这种思想奴役中解放出来，必须清楚他人没有也不愿意为我们发展给良策，答案只有我们自己去找，也只有自己才能找得到。

至于第二点，让我引用18世纪初英国杰出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论批评》中的名句“一知半解，最为危险”来开始。现时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充满了动荡和不确定性。动荡对于我们不完全是坏事，不确定更意味着机遇。我们不是当前控制这个世界的最主要的力量。我们希望变，利用变以成就自己。对于我国学界而言，晚清以降，尤其“五四”以来，我们的知识体系由经史子集，转向以现代学科分类为典型特征的西方知识体系。伴随着的是我们价值的失落，即杜维明先生所说的华人的集体失忆(collective amnesia)，也就是对自己民族传统的不了解。一谈及传统，我们所想到的只是古代。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现在我们多数的高校毕业生读古文比读英文更难，与历史文化传统割裂。由于我们对自己了解不深，就难以真正了解西方。更由于我们对西方一知半解，便无法彻底了解自己的民族和社会，形成恶性循环。

这种双向的不了解已成为常态。在喧闹斑驳的眼下去盲目凑热闹，去求变，跟着感觉走，努力适应所谓的趋势和大势，不知道该坚守什么。当不知道守护什么的时候，你怎么求变？你变成什么？不就是做为浮萍而随风飘吗？！但风多是从西方吹过来的。对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没有鉴别能力，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了解不深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最大内伤。在教育学领域表现得很突出。因为不了解自己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所以对西方文化缺乏批判吸收的能力。

关于第三个方面，希腊的箴言说，认识你自己。那么如何认识自己呢，我们常以为的自己其实不是自己。讲得严重些，有时候，我们就像柏拉图洞穴之喻中的囚犯。表面上看，我们的政策文本是中文写的，讲的是我国的目标和实施策略。但细究起来，从看问题、发现问题的角度，到寻求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几乎全是西式的。注意：不是西方理论和方法不可以借用，而是不能简单地借用，因为它们都是建基于19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化经验之上的。如果过于依赖它们的话，我们的政策制定和实施都很可能会失去效用。然而，只要打开我们的社会科学教科书，在叙述各种理论家观点的时候，几乎没有中国人的名字。这一点在内地如此，在香港、澳门更加如此。教科书中对于本土理论的吸收不足严重误导我们的青年学生。

比如，我们的语言教学，尤其对外汉语教学，用的是英语世界二语习得理论，几乎完全依赖。所有华人社会的学生，在国际数学和科学竞赛中的成绩都远远好于西方主要国家的学生，但权威的数学科学教育理论观点却是西方的。就连我们在农村教育、特殊教育和迅速普及义务教育方面的成就让世界刮目相看，但做起学问来，依赖的理论框架几乎全是西方的。再次声明：不是西方理论方法不可用。相反，利用我们的经验，正好是对它们加以修正的机会，既发展了自己，又为世界学术发展作贡献。但由于头脑不知不觉间受他人控制，加上对自己社会的一知半解，导致我们的研究低质量，既缺乏实际效果，更谈不上国际影响力。这不仅是教育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内地学界，我所供职的港大也是如此。